大家都知道实盘炒股平台，1942年和1943年河南人民遭到"水、旱、蝗、汤"的灾难后，曾饿死数百万人，更多的人被迫逃亡他乡。河南民众提起"汤灾"，莫不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这个"汤灾"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据我所知，原因如下。
扩充部队
1939年春，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开到河南。汤恩伯此时总感到自己部队太少，不能做大事。到1940年4月间，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在湖北枣阳时，汤恩伯对我说："我决定派你到重庆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设法扩充部队。关于请求扩充部队的理由，就是为防止新四军的进攻。你到了重庆以后，要想尽一切办法找有关部门的得力人员帮助，尤其要利用浙江同乡和军校同学关系，拉拢若干人为己所用，至于多花几个钱在所不计。"我二人经过几次商量妥当后，我就于当月动身去重庆。我到重庆后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散布谣言，诬蔑桐柏山区新四军借抗日名义不断扩充部队，并经常向汤恩伯的部队袭击，胡说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达到抗日胜利的目的。然后我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司科员刘振炳、王询臣，军令部一厅二处科长许朗轩、处长赵桂森等当面讲妥，如能设法批准成立一个师或一个军，就以金钱官位等作为报酬。我记得刘振炳是吃鸦片烟的，我不仅经常送他钱，而且送他鸦片烟。后来为了报答赵桂森，我请求汤恩伯调赵为师长，结果赵曾任汤部第二十师师长。经过我的多方面活动，汤恩伯的部队每年都有增加，逐渐扩充第二十九军、第十二军、暂编第九军、第七十八军、暂编第一军等正规部队，此外还有由地方武装拼凑的挺进纵队20多个。到1944年中原会战以前，汤恩伯已指挥四个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1943年4月，汤还一度指挥过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汤的指挥机构也由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一个逐渐增加为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还设立了物资管理处、鼎泰庄等部门。众所周知，汤恩伯指挥下的庞大军队和设立的庞杂机构，不仅抗战不力，在日寇进攻下一败涂地，热衷于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大批的冗员需要老百姓供养。这样的部队和机构越多，对人民的危害也越大，因而成为"汤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淘配网官网
抢劫粮食
对于各种部队和机构的吃饭问题，当时规定：正规部队和机构由国民政府指定河南拨发粮食，游击部队则由汤恩伯自己筹措。对此，起初部队较少时，汤恩伯令第三十一分监部分监李金铭负责办理；后来部队增加，就指定某部队到某地区"征集"。这样一来，原由总部到各县政府坐催粮食的办法就变为直接向老百姓抢劫。当时河南民众中有这样县政府坐催粮食的办法就变为直接向老百姓抢劫。当时河南民众中有这样一个民谣："麦子黄，泪汪汪，国民党军队来一扫光。"
在1944年12月，汤恩伯的嫡系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到重庆时曾对我说："我任师长一年左右，主要来源依靠粮食。按一般计算，每师每月能多余粮食七八万斤（他是根据每师空额1500名计算），至于军部控制的粮食更多。可惜我师积余粮食因中原会战关系，有一部分被日寇抢去，有一部分自己用火烧了。"他还说："这完全怪我。我想等待高价出售，结果落空了。"至于这些粮食是如何得到的，他没有告诉我。如果按这个数目计算，汤恩伯集团的师长们的粮食每月就有200多万斤（按30个师计算）。
至于汤恩伯个人究竟贪污多少粮食，至今无法知其详情。只记得1945年底，汤恩伯叫我在南京代他购买几座房屋，所需款项由第三方面军兵站总监杨政民照付。我根据汤恩伯的话向杨要钱。杨当时对我这样说：老总存在我这里的钱不多了，你先拿多少钱去（确数忘记），以后再设法。当天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汤。他听后勃然大怒，要我马上叫杨到三步两桥1号汤的住宅算粮食的账。杨到后汤大骂道："你马上把几年来的粮食经费算清交出，否则要你的脑袋！"究竟粮款多少，杨政民没有告诉我，但从此以后我去拿钱就没有问题了。我先后从杨处取走的钱约值硬币4万多元，买了两座房屋：一座在南京新住宅区路咖路5号，作为汤本人住宅；另一座送给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
在河南遭受严重灾荒，上千万民众饿死或被迫逃荒的年份里，汤恩伯及其下属竟将那么多的粮食或粮款据为己有，充分说明"汤灾"对河南民众的危害是何等严重。
经商
汤恩伯不断扩充部队，尤其是自行扩充大批游击部队后，感到经费困难，维持不易。因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只发正规部队经费，游击部队的经费按规定应由汤恩伯自行设法。这时我向汤建议，利用前方部队控制各地水陆交通有利条件，派人在前方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汤恩伯同意我的意见，令前军需处长、他的同乡陈铭勋负责经营，在安徽界首设立鼎泰庄，上海、徐州、蚌埠等地设立分庄，把后方的土特产（如桐油、茶叶、南阳绸等）运到沦陷区出售，然后又把上海等地的化妆品、日用品、汽油等运到后方脱手。这样一去一来，获利很大。我记得一次汤恩伯曾汇法币1亿元到重庆，要我代他购买黄金5000两。
汤恩伯看到这个买卖有利可图，于是又在界首成立了一个"物资管理处"，由第十三军军需处长胡静如任处长。这个处的主要任务就是限制普通商人经营商业，以利于自己为所欲为。商人想到沦陷区经商，均须该处许可，或交一定数目的手续费，才能出入汤恩伯所控制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使得商人和以此为生的一些人更加困难，物价更加高涨。当时物价不断上涨，法币贬值，因此由重庆运到河南的法币时常缺乏。这时，我又建议汤恩伯请求国民政府准许自己在前方印发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汤曾几次请求，但未获批准。然而汤还是令界首物资管理处印发"信用票"，强迫河南等地老百姓使用，以这种分文不值的废纸搜刮河南民众的财富。这也是导致河南民众更加贫困的原因。
汤恩伯的下属看到汤做生意获利很大，纷纷起而效尤。第十三军军长石觉、游击纵队司令陈祖敏等都做起了煤矿、木炭的生意而发财。这也是造成"汤灾"的原因之一。
荒年大兴土木
我为了讨好汤恩伯，曾以他的名义请求国民政府军委会准予在河南地区成立一所军分校，归汤领导。当时蒋介石同意了，但因主办此事的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反对而未能实现。可是汤恩伯根据我的电报就在河南叶县大兴土木建造校舍，并把军分校变为鲁苏豫皖边区学院，自兼院长。
该校舍所需人工和材料均由河南民众负担，这对于灾荒中的河南民众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当时负责验收材料的少校副官叶守诚、工兵营长张达等还乘机敲诈勒索。当时各县百姓用牛马车送木料到叶县，如没有给钱，验收人叶守诚等就多方刁难，硬说送的木料长短大小不符规定，拒绝接收。为此，许多送料的人只好把牲口卖掉，给叶、张等送礼。所以当该校建成后，校舍附近有许多被遗弃的牛车，成为当时的一个奇特景观。
上面仅是"汤灾"的几个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强拉壮丁使许多人家劳动力减少，部队纪律废弛，强占许多耕地作为操场等，所到之处民不聊生。所以当时河南民众对汤恩伯及其部队（特别是第十三军）恨之入骨，将其与水、旱、蝗灾相提并论。
中原惨败
1944年5月上旬，许昌、郊县、襄城、临汝等地相继陷入敌手，汤恩伯部的指挥官们纷纷带队向后方奔逃。尤其是汤恩伯本人，当时不仅前方部队不易同他联系，连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令部也与他联系不上。于是，军令部每天都要问我汤恩伯究竟在什么地方，要我告诉汤火速同军令部联络。据汤的嫡系部队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1944年12月在重庆时对我说：中原会战时，汤恩伯带了一个团一直向豫西内乡西峡口逃命，因怕老百姓打他而根本不敢露面。当汤逃到卢氏附近时，第八十九师的一个副团长金保明在路中遇到汤，遂向汤敬礼问候。汤当时大发雷霆，害怕暴露身份。
河南民众在抗战期间深受"汤灾"的危害，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百般忍耐，总希望他能在日寇来犯时尽全力抵抗，但这个真诚的愿望到1944年四五月间中原会战时完全化为泡影。河南民众清楚地看到，汤恩伯部队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无恶不作，在日寇面前却不堪一击，而且在逃命过程中还到处抢劫，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缴了一些汤恩伯部队的枪作为自卫武器。对此，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也承认：当时河南的部队都成了四面楚歌。他们师在卢氏附近亦到处被农民袭击，这主要是因为平时对老百姓不好。我和金式是黄埔军校同学，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的部队对老百姓如何不好，原因是怕我报告汤恩伯。
汤恩伯在中原惨败后，并没有吸取丝毫教训，反而打电报给我，要我就近告诉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人员，把惨败罪责推到河南民众的身上。我即遵命照办，在给军委会所属各部人员的报告中谎称：河南民众尤其是组织农民起来反对汤恩伯，向汤军开枪攻击缴汤军的枪，乃这次中原会战汤军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希望中央负责人不要把这次失败责任归到汤恩伯身上。然而事实真相是无法掩盖的。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时，参政员郭仲魄等103人提出《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控诉汤恩伯于参政会，要求国民政府把汤撤职查办。这一正义的呼声得到当时进步人士和后方人民的响应。
当郭仲魄等从河南起程赴重庆参加会议的时候，汤恩伯就打电报要我设法招待他们，但并没有告诉我每个豫籍参政员的态度。记得那天我到重庆沙坪坝飞机场欢迎郭仲魄等时，郭仲魄并没有同我说话。我当时以为庆沙坪坝飞机场欢迎郭仲魄等时，郭仲魄并没有同我说话。我当时以为是我二人平时不熟悉的缘故，于是就到夫子池新生活运动会宿舍（即郭仲魄的住地）求见。他拒绝接见。此时我才明白，他将对汤恩伯控诉，但仍不知内容。直到开会的第二天，我才得知这些罪状中有克扣军饷，"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无法合作"，中原会战所部"望风逃窜……窜逃劫掠，民众悲愤，起夺其枪械，以图自卫"，蒋鼎文、汤恩伯利用职权经商，"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等内容。
我知道后，首先请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出面和解，使事态不要扩大，但没有结果。由于雷震同汤恩伯夫妇是好朋友，我就同黄竟白到重庆南岸黄桷垭雷震家里密商，求他把控诉书拖延到最后日期讨论，雷震应允。
这时，我把郭仲魄等到重庆后的情况电告汤恩伯，并说明我为此活动的经过。汤接到我电后曾复我一电，内容如下：第一，表白他一生忠于国民党，忠于蒋介石，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意思，问心无愧；第二，辩称这次中原会战失败，不是败于日寇，而是败于河南民众，因为河南民众被共产党利用起来反对他，使不能按预定计划同日寇作战；第三，说现蒋介石决定派陈诚到河南调查真相，待陈诚到后决心辞职不干；第四，关于郭仲魄等在重庆控诉他的问题，汤恩伯要我全权办理，多花一点钱在所不计。我同黄竟白再三看汤恩伯来电后，更感问题严重，除害怕外并没有说任何话。
经我多次考虑后，决定用以下三个办法来破坏郭仲魄的控诉。
第一，再次请求邵力子和雷震出面，要郭仲魄收回控诉，使事态不要扩大。我还以威胁的口吻说：事态扩大对双方都不利，得到好处的只是共产党；如能够和解的话，那么郭仲魄等有什么要求都可考虑。
第二，以请客吃饭为名，串通豫籍参政员马乘风出面联络其他豫籍参政员出来反对郭仲魄等。记得那天同马乘风等在重庆十八梯第三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密谈的内容如下：（一）诬蔑乘中原会战之机煽动河南民众反对汤恩伯，使河南战事归于失败；（二）吹捧汤恩伯过去和现在（指抗日）功劳很大，此次若被豫籍参政员控诉而发生问题，是党国无可弥补的损失，希望他们多方考虑阻止郭仲魄的行动，如能成功，他们都将得到好处（即要钱要官都可以）;（三）万一事态无法解决，马乘风等仍应站在国民党方面出来说话，至少证明郭仲魄等控诉汤恩伯的罪状并不是事实，使该议案无法在参政会通过。
第三，请浙江籍参政员陈希豪（ CC 分子，也是我的小同乡）等联合国民党籍的参政员攻击郭仲魄等，使郭的正义之举不能胜利。为此，我首先同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秘书、时任行政院贩济委员会委员马文车（陈立夫的老同事，与我是小同乡）商量，并请他帮助我与陈希豪联系，希望他们去求陈立夫设法阻止郭仲魄的控诉。
但我的上述活动并未奏效。因为郭仲魄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怕威胁利诱，而且所言证据确凿，因而得到大多数参政员的同情和支持。
此时，我又去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张潜华（张还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秘书）商量，决定由张介绍我去见吴铁城，做最后的努力。经吴铁城允许，我于第二天下午3时与他见面。我在与吴的谈话中，首先重弹了乘机煽动河南民众反对汤恩伯的老调，并反复提醒吴注意：这次攻击汤恩伯不仅是汤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民党政府，如汤恩伯被他们打垮的话，蒋介石就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柱。我再三请求吴铁城，火速将我的意见当面向蒋介石汇报。我临离开时，一再表白自己所说的话都是事实，我所关心的是国民党政府，绝不仅仅是为了汤恩伯一人；同时亦多次说明，这个问题除吴外，再无别人能解决。吴听我的话后，面带笑容说："我马上去报告委员长，结果怎样以后再通知你。"我回到办事处后，立即把与吴铁城谈话的内容用急电报告汤恩伯，希望他不要为此过分担心。
事后得知，蒋介石听了吴铁城报告后，对汤恩伯的问题非常着急。他知道利用国民党籍参政员围攻郭仲魄等的办法不能奏效，只有亲自出场为汤辩护，于是就在参政会闭幕的前一天亲到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开会。快要讨论汤恩伯问题时，蒋介石怒气冲冲地为汤恩伯辩护，说汤恩伯在河南扩充部队（包括游击队）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汤在前方做生意是经过蒋介石本人队（包括游击队）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汤在前方做生意是经过蒋介石本人许可的，特别强调汤恩伯在河南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中央指示办理，甚至还说："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蒋最后表示：为了顾及参政会议的威信，中央决定慎重处理这个问题，"希望各位不要被人利用，破坏抗战"。他讲完以后离开会场时仍面红耳赤，怒气冲天。
元股证券:ygzq.hk参政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军委会一面决定把汤恩伯撤职留任，一面又发表汤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并将汤的嫡系部队第十三军调到贵阳。至此，轰动一时的查办汤恩伯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实盘炒股平台
环宇证券官方入口｜实盘配资领军品牌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